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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日本影子部队:至今仍在中国刺探的神秘间谍机构

时间:2016-10-14 13:34:01  来源:Vista看天下 作者:陈光 易萱

1982年,日本三菱电机公司和日立电器公司雇员因企图窃取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情报遭到美国指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间谍案件之一,日方有21人涉案。(新华社图)

阿尾博政毕业的时候,在校园里种了一株青桐树作为纪念,每期学生在修完课程后,都可以在校园里种一棵,寓意是希望这些学员都能像青桐那样,成长为优秀的秘密情报员。而其中的一两位精英学生将执行谍报相关的秘密任务,他们被称为“青桐部队”或者“影子部队”。阿尾博政毕业后,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按照日程计划,阿尾博政要从台湾回一趟日本。9月10日,他要到福冈老年大学去做一个讲座,主题是:“陆上自卫队·最后的秘密间谍之回忆”。

86岁的阿尾博政,秃顶,只有两鬓还有些许头发,和杂乱的眉毛一样都已斑白,细长的双眼下是褐色肿起的眼袋,嘴角也微微向下。

这趟回国的计划最终未能成行。阿尾博政忽然发玻四年前,他被诊断患上了淋巴癌和咽喉癌,现在身体状况很差,几乎不能见人。

也无需讲座,他的身份早已经为外界所知。在自传体的《青桐战士回忆录: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中,他详细披露了自己如何成为一名日本间谍,以及在东亚地区刺探情报的经历。

近代以来,日本对这一地区的情报刺探工作就从未停止。今年7月30日,中国外交部向媒体证实,中方有关部门正依法对一名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相关情况已通报日本驻华大使馆。据《环球时报》报道,这名日本人很可能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自2015年春到现在,至少有5名日本人涉嫌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捕。

阿尾博政的特殊则在于,他来自日本自卫队,在日本情报体系中,自卫队情报部门是实力最强的谍报机关。

01

影子部队

从日本东京市中心出发,西行约26公里,就到了小平市。这是一座市区面积仅20平方公里的小城,人口20万左右,是东京的“睡城”,很多职场人士每天两地往返。

为日本自卫队培养情报人员的专业基地——小平学校,就在这座小城里。阿尾博政毕业于此。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追捧的狂热期。二战战败后,日本原有的国家军队全部解散,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以自卫的名义逐渐重建军事力量。1959年,29岁的阿尾博政加入了自卫队,当时拍的照片中,他身着整齐的军装,眼睛望着前方,右手紧握着刀柄。

当时,阿尾博政原本隶属于第一空降团,负责秘密保卫工作。很快,日本自卫队指挥机构开始征集士兵参加心理情报课程培训,团长要求阿尾博政参加,就这样,他赶到了小平学校的前身,陆上自卫队调查学校。

据《参考消息》报道,小平学校的前身是诞生于1952年的警察预备队总队学校第5部,1954年更名为陆上自卫队调查学校,主要培养自卫队情报、外语和警务人才。2001年,这所情报学校和陆上自卫队财务学校合并,校名改称“小平学校”。

由于地位特殊,小平学校校长军衔很高,历来由具备情报部门或驻外武官任职履历的陆将补(相当于陆军少将)担任,现任校长是今年7月1日新上任的工藤天彦,他同时还兼任小平基地司令和中央情报队司令等要职。

据阿尾博政的回忆录称,能入选这个培训计划,与其在自卫队的经历有关。刚到自卫队,他就参加了异常残酷的训练。比如对抗性马拉松竞走,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阿尾博政回忆道,“这是为了培养团队精神”。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和匍匐潜入等技巧。训练中,他经常要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还有特种部队训练。由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给队员安排超负荷的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森林里度过一天一夜,或者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高强度训练等等。有队员甚至因无法忍受高强度特训而自杀。当招募士兵进行情报培训的通知发下后,阿尾博政的团长很快想到了他,“我认为这很适合你”。

共有12人参加了培训,而专属教官就有10人以上,其中还包括3名陆军中野学校出身的谍报专门教官。陆军中野学校是二战结束前,日本最重要的谍报培训学校。培训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培养能在国内外谍报战场上发挥作用的人才,“但这很难,实际上能成为秘密情报员的人少之又少”。

课程持续了约9个月,作为秘密情报员,精神和体力的锻炼是最基础的。此外,还要学习战略情报、航拍照片解读、心理战防护、语言学、潜入训练、通信联络方法,熟悉各种情报器材的操作、暗号制作和破解方法等。培训强度比自卫队时期更大,很多人承受不了,返回原来的部队。

时至今日,小平学校最热门的外语是英语和汉语。据自卫队队友会会刊《朝云》透露,该校学员课间交流禁止使用日语,只能说汉语或英语。另据《参考消息》报道,该学校要求学员汉语必须达到翻译水平,除了普通话,小平学校还专门开设了上海话和粤语的选修课,而这两种方言流行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发达、海军基地和船厂最密集的核心地带。

阿尾博政毕业的时候,在校园里种了一株青桐树作为纪念,每期学生在修完课程后,都可以在校园里种一棵,寓意是希望这些学员都能像青桐那样,成长为优秀的秘密情报员。而其中的一两位精英学生将执行谍报相关的秘密任务,他们被称为“青桐部队”或者“影子部队”。阿尾博政毕业后,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02

“武藏机关”与“国土保护会”

一辆小面包车在路上驶过,阿尾博政坐在车里,看着两旁郁郁葱葱的树林不断闪过,一些建筑隐藏其间。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驻日美军谍报机关总部,位于日本朝霞市的“德雷克营”。

1963年,结束情报课程后,阿尾博政被要求脱下自卫队的制服,根据命令,来到朝霞市,与一位青年接头。随后,他跟着对方进入“德雷克营”,来到营地一角的小屋。屋里有很多人,他后来知道,里面20多人全部是自卫队的机关要员,其中还有活跃在台湾的日本军事顾问、在北部调查队享有盛名的调查员,也有在中央调查队工作过的人。这个机关就是“武藏机关”。

二战结束后,根据占领法,日本情报体系同日军其他机构一起被彻底摧毁。但随后,伴随着冷战开始,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又开始扶持日本军事力量,同时,和日本自卫队联合成立的谍报组织武藏机关也开始活动。

在这里,阿尾博政再次接受“彻底的教育”,包括作为日美安保条约项目之一的武藏机关的成立经过、至今为止的成果、今后的方针、与美军要员交涉的方法和补给管理的方法等。

阿尾博政间谍生涯中第一个任务是针对苏联的,他赶到东京新宿,以此为据点,结识了一位苏联旅行团的女翻译,阿尾博政的办法是施展“美男计”。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接下来,他就请这位女翻译帮自己拍摄苏联军事机场的照片。

虽然在美国扶持下,日本恢复了情报工作,但日本情报人员的行动限制很多,也不具备秘密行动能力。阿尾博政也深感束缚,甚至认为自己不过是美国情报机构利用的工具。右翼思想浓重的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建立独立的情报系统,与上司沟通多次后,对方终于同意。但上司告诉他,想要单独做情报工作,“你必须辞掉在‘武藏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显然,这是要和他切断在官方系统中的联系。

阿尾博政答应了。他离开了武藏机关,开始独立行动,后来又在新宿创立了一个国土保护会。这个组织主要从事国内情报搜集工作,但运转维艰。1970年,终于感觉要撑不下去,当时他们在工作中又与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后任首相)田中角荣发生冲突,阿尾博政回忆道,自己一度产生过刺杀田中角荣的想法,并潜入他的住宅附近勘察,“现场调查的结果表明,警犬数量众多且‘田中御殿’周围的灯光过亮,最终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事实上,按照日本宪法的限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日本情报人员都不允许进行绑架、暗杀、颠覆政权的间谍活动。

03

“往往要赌上性命”

就在阿尾博政与武藏机关合作时,日本外务省前情报局局长孙崎享才25岁,刚刚进入外务省,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

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孙崎享进入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部经营研究所学习。当时日本外务省内部对苏联态度分歧很大,孙崎享有意把在莫斯科见到、搜集到的一切信息,加以整理、汇总并进行分析,最终提交了相关报告。

“分析课长对我提交的报告颇感兴趣,于是将我招致麾下”,孙崎享回忆道,战后的外务省,以情报为主要工作的人非常少,前驻西徳大使涩谷治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还是西德大使馆一名普通文员的时候,就通过向德国经济阁僚做日本经济报告的机会,“以此换回了有关欧洲货币的绝密情报。当时‘涩谷情报’在外务省可谓来势凶猛”。

1971年,中美还在为关系缓和秘密接触,日本外务省东南亚课就从中美双方在越南战争上的态度、中国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等蛛丝马迹里,分析出中美正在接近的结论,并发出警告。但这个信息是由几个年轻人提出的,遭到了时任日本驻美大使等人的反对,“外务省是个极为看重资历的地方”,这份来自年轻人的分析报告,并没有引起外务省的重视。

日本的情报体系虽然被摧毁,但日本人的情报分析能力还在。据孙崎享在《日本的情报与外交》一书中回忆,当时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工作,很多都是从公开资料上获得信息,并进行分析。他进入情报界的“敲门砖”报告,主要就是依据与学生的交往以及从图书馆里看到的资料。

“其实大量的情报是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分析出来的。”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的赵新利博士告诉本刊,他的导师山本武利就曾推测,约80%的秘密情报可经分析得出,“情报不是说一定要找关键的人通过非法渠道窃取,日本情报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分析能力强。”

据媒体报道,现在日本有两大畅销书每年更新,一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编的《中国情报》,二是《现代中国名人辞典》。前者包括中国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种信息数据,后者更详细完备,中国党政要员、区县以上人大、政协、司法、教育、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企等人名、简历等资料尽在其中。这些信息,大都由公开渠道获得。

当然,在特殊时期,搜集信息的过程,也时常会发生意外。据孙崎享书中记载,“布拉格之春”后,日本驻苏联武官与夫人开车,打算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调查情况,结果在莫斯科市内等红灯时,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撞伤,布加勒斯特计划也告吹,“是不是卡车蓄意撞击以阻挠其实施计划呢?”

虽然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但孙崎享这位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相信,暗杀行动确实存在。他还在书中记录了1970年的一起暗杀事件:当时日本在国外的大使馆,常被驻在国安装窃听器,为了弄清日本驻苏联大使馆是否存在窃听器,外务省特意从日本派专家调查,“出于对专家安全的担忧,没让他住在酒店,而是住进了公使官邸”,孙崎享回忆道,但没想到,公使官邸内有一名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苏联女佣,在专家的茶里下了毒,随即从公使官邸消失了。

其书中还提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名日本外派武官前往中亚国家旅行。这名武官在饭馆吃饭时,提议“为日本武士道精神干杯”,结果酒里已经被下毒,感到异样的他急忙冲到厕所并反锁了厕所门,一个小时后中毒而亡。孙崎享说,“冷战形势严峻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境内收集情报往往要赌上性命”。

有时候,他们还会遇到甜蜜陷阱。女间谍色诱男性,以此要挟对方交出机密情报。孙崎享记得,“在我任内(日本驻伊朗大使),土耳其、西班牙、埃及的大使都曾曝出与伊朗女性的丑闻。其中土耳其、西班牙两位大使还被迫离了婚”。

04

“看起来完全不像间谍”

海口市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日本男人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地架好,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忽然,门外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声,他感到一阵恐惧,本能地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在床下,冲到床上,看起了电视。一会儿,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装作睡眼惺忪地打开门,两个强壮的男子冲进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说:“原来是电视。”这名日本男子装作困惑的样子,用日语提问,对方很不耐烦地走了。

《环球人物》杂志摘录的阿尾博政的这段回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1972年,中美发布联合公报后,名义上已开始单干的阿尾再次接到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据他回忆,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湾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保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

不久,阿尾博政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台湾,又随即以“民间交流”为借口出入中国大陆。1982年初,他已在台湾潜伏十年,某天台湾大陆工作会的一位官员找到他说:“阿尾先生,您已做了那么多与台湾相关的工作,今后要不去中国大陆工作试试?”

当时两岸沟通尚未恢复,台湾地区民众访问大陆受到严格限制,台当局想刺探情报更是难上加难。他们于是想到了请日本人帮忙。事实上,阿尾博政并非第一个受台湾指示的间谍。就在他抵达台湾前,日中贸易促进会翻译团的翻译中岛正义,已经为台湾效力十来年了。据《人民公安》杂志记录,从1956年到1967年,中岛正义到中国港口刺探情报多达上百次,但他的行迹早已暴露,终于在1967年被捕。1973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特务罪,判处中岛正义有期徒刑20年。他一直服刑到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才被提前释放。

接到台湾情报部门邀请的阿尾博政,向在日本的上级汇报了此事,日方同意,并有一条附加条件,即阿尾提交给台湾的报告也要提交给日本的上级。阿尾博政回忆说,“在欧洲的假面舞会中,有人会戴半张脸为白色,半张脸为黑色的面具。我则成了戴着‘向右为了日本,向左为了台湾’面具的男人”。

如同孙崎享在苏联的情报工作一样,中岛正义、阿尾博政等人在大陆,主要也是以收集信息为主。不论去中国的哪个都市,阿尾博政都会把当地的街头巷尾逛个遍,尤其喜欢去游客不会去的地方,因为那里也经常是当地人最多的地方。他常用小型相机偷偷拍下墙报的内容,认为这代表了民众的声音。吃饭也尽量选一般市民聚集的食堂,因为食堂的价格和内容是当地人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

阿尾博政也常去各城市的新华书店,收集了很多城市地图、汽车时刻表、政府刊物和统计表等。在这些资料中,阿尾博政认为官方报纸是份极有价值的材料,“表面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解读文字背后的内容的话,还是能读出相当正确的情报的。”

有一次,到香港活动,阿尾博政还认识了一位名叫水野重雄的间谍。“水野此人,若用一句话形容便是和蔼慈祥的老人。他的身边经常有年轻女性陪伴,吃饭时甚至要女性将饭菜送到口中,看起来完全不像间谍,”阿尾博政回忆道,“但仔细想来,做间谍就应该是这样,表面上看完全不是做这种工作。”

当时的香港,是“间谍天堂”。据《南方周末》报道,除搜集香港本土的情报外,这些情报人员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内地的间谍活动。改革开放前,日本谍报机关通常会在香港开设一家贸易公司,借机进入中国内地。

05

“情报族”重生

1983年9月1日,大韩航空一架波音747客机偏离航线,进入苏联领空。苏联军方发现后,随即派出战斗机拦截,苏方判定这是一架美军军机。在拦截、驱逐未果后,苏联战机将其击落。机上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当时驻扎在北海道的日本航空自卫队不但捕捉到了航空客机的雷达信号,而且还窃听到了苏联战机与地面指挥中心的对话。随后,在9月6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记录有对话内容的磁带向各国大使公开,并配有俄文和英文字幕。两年后,日本政府才承认,这些磁带是由美国依据日本窃听到的通话信息制作的。

“虽然无法具体言及时间和事件,但我个人曾经见过中国、苏联的通话内容。”孙崎享透露,窃听仍然在外交、情报领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永田町(日本首相府、参众两院、各重要政党本部所在地)各政党要人的事务所周边,也永远交织着各种窃听电波。”

日本的监听能力非常强大。据《新民晚报》报道,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阳一就曾去过靠近中国台湾的宫古岛,那里有一处建在小山上的六边形建筑,它就是自卫队宫古岛分屯基地的信号情报截收设施。建筑内装有天线,可以收集各种频率的无线电通信、机载雷达等系统发出的信号,这些信息能让情报人员判断出飞机种类和相关任务情报。除了宫古岛情报站,日本自卫队还在福冈市的脊振山和福江岛上兴建此类设施,它们收集到的信息会被送往航空自卫队情报科进行分析。

《国际展望》也曾刊文称,日本专门有一个秘密电子谍报机关“别室”,受内阁情报调查室直接指挥,其任务主要是监听和破译东亚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与英、美、俄不同,日本的情报工作分散于多部门中。据孙崎享介绍,日本现在有“情报族”的称呼,指的是五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情报统括官组织(原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公安调查厅、警察厅。“从这些机构的占地面积看,都算不上是国家级的情报机构,防卫省情报本部算是唯一勉强称得上有一定地盘的组织”。

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最早成立的,几乎在武藏机关成立的同时,调查室也开始运转起来了。这个部门由内阁官房长官直接领导,每周向首相提供情报。公安调查厅是法务省下属的机构,主要用于反间谍工作。孙崎享曾经供职的外务省国际情报局,主要通过驻外使馆的外交官,搜集所在国的情报,而且由于外交官有外交豁免权,因此相对其他情报人员要更为安全。日本通商产业省下面也设有情报机构,专门搜集经济、科技情报,甚至还会资助一些半官方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工作。

日本情报能力最强的部门是自卫队的情报系统,即防卫省情报本部。《南方周末》2015年刊登的一篇报道认为,防卫省情报本部整合了自卫队的全部情报作业力量,统辖有中央情报队、中央资料队、中央地理队参谋部调查部、第1电子队等精英情报团队。

这一切,都是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虽五脏俱全,能力却仍然很弱。这一方面与宪法对日本军事行动的限制有关,另一方,日本内部对情报工作的支持、重视也显得不足。一个例证是内阁情报室每年的预算仅为1000万美元左右,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年预算超过140亿美元。

06

情报再差,也要自己获取

没有人能想到阿尾博政竟然是间谍。他与弟弟共事多年,也是直到阿尾博政出书公开自己的身份后,对方才知道他的身份。

“如果自卫队时代就认识我的人看到了这本书,大概会说:‘阿尾这家伙原来在这样的地方生活过啊,而且做的还是这种出人意料的工作。’”阿尾博政说,这本书的主编听了他的话以后非常震惊,“曾向自卫队的干部进行过确认,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自卫队的预算完全公开透明,不可能存在秘密情报机关。’”

这并非没有道理,毕竟从武藏机关离开的那一刻,阿尾博政就已经脱下了自卫队军装,和官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新民晚报》曾转述韩国退休资深情报分析师的话说,日本情报单位很有“断尾求生”的本事。有媒体分析,阿尾博政之所以选择将关涉日本国家秘密的谍报事情公开,目的也是为了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这些秘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一直以来,在日本情报界,都存在一种声音,敦促日本政府在情报工作上投入更大的力量。

1998年8月31日,朝鲜进行导弹实验,大浦洞一号飞越了日本国土上空,引发日本国内不安。舆论对日本防卫厅进行了猛烈抨击。

事实上,在朝鲜试射导弹前,“日本已经从美国政府获得了精确的图像情报”,孙崎享回忆道,美日在情报分享工作上历来紧密,美国经常会把日本周边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日本,但这些情报“主要出于军事利用目的,并不包括向国民公示以及诉诸国际舆论等情况”。

这次事件后,日本朝野逐渐达成共识,要发射自己的情报卫星。这遭到了美国方面的反对,连对日历来友好的美国军界人物,都觉得没有必要,“美国向日方提供的图像精度可以达到50厘米的水平,而日本独立进行研发,也只能获得1米左右精度的画质。何苦花大钱换取质量更差的东西。”

但就像当初阿尾博政希望独立门户一样,日本情报界乃至政界一直存在摆脱美国限制,走向“正常国家”的冲动。孙崎享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游说美国,他最终获得了美国时任驻日大使福利的支持。福利在美国国会有很大影响力,他的支持给了日本极大的动力。

2003年3月,日本情报卫星“光学1号”和“雷达一号”发射升空,拉开了日本情报收集卫星系统建设的序幕。有军事专家认为,到现在,日本的间谍卫星技术,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欧洲国家的水平。

技术上突围同时,日本政界也试图从法律上,突破对外情报的限制。2013年,安倍政府力推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其中就把防卫、外交、反间谍和反恐4个领域内特别需要保密的情报指定为“特定秘密”,有分析认为,安倍政府的一个动机就是推动自卫队更多参与境外活动,使得对外情报活动正常化。

这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关切甚至不满,包括日本国内,都掀起一股反对声浪。但对阿尾博政们而言,却是乐于看到的。

然而,“阿尾作为一名间谍虽然很成功,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阿尾的弟弟说,阿尾博政驻台期间,他的第一任妻子长期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终于难以忍受,办理了离婚手续。而长年在海外刺探情报的阿尾博政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他回到日本办理户籍相关工作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婚了。

参考资料:《日本的情报与外交》,作者:孙崎享,新华出版社;

《谍影重重:日本情报机构那些事》,新华社记者张伟;

《冷战后日本情报体系改革探析》,作者:肖传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学刊》;

《透视日本的情报系统》,作者:刘助仁,《当代世界》

延伸阅读:日本间谍如何在中国搜集情报?

【摘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情报收集都 带有全民性质。一些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不仅接受企业委托,也与日本政府合作。此外,日本民间企业或企业协会也会频繁对中国某些方面或行业进行调查。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大多有搜集情报的任务,有关部门会找他们去谈谈中国的所见所闻,询问非常仔细。他们看到的,都是重要情报。】

当心,你面前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能是间谍。他们搜集情报的方式和内容你无法想像。

外交部确认:1名日本间谍在华被捕。

日本菅义伟日否认这名男子参与间谍行为的可能性,称“日本政府对任何国家都未进行那样的活动”。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情报收集都 带有全民性质。一些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不仅接受企业委托,也与日本政府合作。此外,日本民间企业或企业协会也会频繁对中国某些方面或行业进行调查。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大多有搜集情报的任务,有关部门会找他们去谈谈中国的所见所闻,询问非常仔细。他们看到的,都是重要情报。

那么日本是如何搜集中国情报的?

100年前的“末次情报”告诉你日本间谍多么可怕。

以前我们看到有的电视剧讲抗战前日本商人到中国搜集情报,足迹遍及全中国,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绘制的精确准确,他们标注了中国的主要矿藏分布。

有人认为这是电视剧的编剧编出来的情节。

看过“末次情报”,我知道这都是真的,真实的情况远远超过编剧的想象力,让中国人胆战心惊。

我应该是10年前看到的“末次情报”。

当时,厦大有一个新闻培训班,人数不多。是一个企业提供的赞助。

我最关心的是“末次情报”。我并不是从新闻的角度去想这些资料的,因为我曾是军人,就是从军人的敏锐度来看。隐隐约约记的在什么地方看过说厦门大学保存着一部分国民党撤退时没有带走的日本间谍资料,资料很多。到了厦大就问,被告知是“末次资料”,但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末次情报”。

我到厦大图书馆去看资料,管理人员说我不是本校学生,再加上这部分资料是特殊保管,我不能看。我回去托上课的老师通融,才被允许去看这部分资料。

我的第一感觉是震惊!

看过这些资料之后,我的感触是日本人太厉害了。我们在大讲GDP将超过日本时,在精神层面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我听到的故事是,一个叫末次的日本人在上海开班培养了300个中国学生,然后把他们派到中国各地专门搜集中国报纸上的各种资料,又有专人将这些资料整理,呈送给日本军方高层和政界要员,成为日本侵华最重要的情报。后来,戴笠破获了这个情报组织,缴获了这些资料。1949年运往台湾时,被福建有关人员设法留下,负责运送这批资料的国民党官员后在台湾被枪决,

这些资料已经泛黄,整整齐齐塞满了一面20多米长3米多高的资料架上。这是一部大型的剪报资料,共有755辑,20余万页,15万余篇,2亿余字。剪报时间主要集中在1912年至1940年。

“末次研究所”的成果是被简称为“末次资料”的《日本“末次研究所”剪报资料》,它的主要来源是自1913年至1940年7月这段时间内的中文、英文及日文报纸,总计有50多种报纸,记者仅从1933年11月至12月一辑《共产党的事情》中抄录出的报纸就有中文报刊《益世报》、《华东日报》、《华北日报》、《大公报》、《京报》、《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庸报》、《大每》,英文报刊《PTT》,日文报刊《满日》、《京津》、《新支》。末次资料现存755辑,151000多篇,2.2亿字,内容有电讯、社论、特稿、文件、译文、传记、史话、调查报告、专案报道、调查统计、论着、秘闻轶事、漫画及图片资料等。这批资料最晚是1940年7月,当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高峰期,作为日本情报机构的“末次研究所”应不会停止情报收集工作,因此,在1940年7月以后,可能还有资料专辑,有可能散失了,也有可能还藏在某处。

资料中文全都按原报版式翻译成了日文。从编辑上看,全部采用横式八开精装本,所用衬纸是特制的铅印表格, “末次情报”从内容上看,主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中日关系”、“中日战争”为主线,展示了这一历史时期各个主要阶段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画面,还有中日关系以及有关各国的许多重要情况,内容相当丰富。比如,在1937年至1940年三年期间,以“中日事变”命名的,就有93辑,还有“中日事变和实业”2辑,“中日事变和经济”、“中日事变后的国际战争”和“中日事变后的国际状况”各1辑,共计98辑。关于“七七事变”(“中日事变”)的情报资料就占全部755辑中的十分之一强。

在浏览过程中,我还看到了《共产党事情》等多辑,而国民政府与军阀之间的关系也有多辑,其中还有一些军阀叛乱的专辑,还有一辑是《黄河变迁史》。

比如,我们对共产党的历史知道的是比较多的,但看过那些资料,认为它记载的更细致具体,好多是我们看过的资料。包括农民暴动、共产党人被捕被杀、红军的动向等,有很多是过去没有看到的。

季羡林先生谈到《末次资料》时就说,“这两套剪报资料,虽然都是剪自报纸,然而这样齐全,在当今国内,恐已难于找到。剪报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的多事之秋,危难深重之际。这一段的历史实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而要研究这一段历史,则这两组剪报资料实在是不可缺的。”

可惜,这么珍贵的历史资料是由日本人做成的,并浸透在血腥之中。

《末次情报》是1946年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后在上海发现,国民政府退居台湾时,想把它带到台湾,但在福建被人劫下留在了厦大。可见这些资料是重要性。

看过这些资料,你不得不惊叹日本人做事的认真、细致和严谨。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向国人提出两点不足。

一、既然我们知道这种资料收集和编辑方法非常重要,为什么至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使用这种方法对资料进行收集编辑呢?我看过很多图书馆,资料非常多,按照时间每日剪辑并最后按专题进行编辑的还没有看到。这是一种历史的梳理,并且要客观。

二、厦大老师告诉我,末次研究所何时成立,如何运作?末次政太郎是何许人?这个情报机构的背后又怎样?还有,为什么资料选编的截止时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高峰时期的1940年,是不是有所散失?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问题,至今并没有搞清楚。这也是一个遗憾。

中日对抗。中国往往处于下风,就是因为日本人总是精心策划准备很多年,每一个细节都有研究准备,而中国人总是临时抱佛脚。

今天又看到日本间谍的身影,而日本又刚刚通过新安保法,日本的军事威胁再一次来临。看看这757集2亿多字“末次情报”和中国人的漫不经心,我真的感到后背发凉,有点胆战心惊。

我突然觉得,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我们至今不知所踪的日本末次的后代又已经来到中国,潜入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搜集中国方方面面的情报,一个新对华的阴谋正在悄悄进行。

当然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无知、麻木和漫不经心。

已经被人家打过一次,却连打得你遍体鳞伤的日本末次是谁都没搞清楚,更浑然不觉末次的后代又回来了,满眼惊喜看到的是日本的马桶盖!(手抄报)

又一个日本间谍暴露!这些年日本间谍来华想干啥?

中国外交部30日证实,中方有关部门近日依法对一名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相关情况已通报日本驻华大使馆。中方暂未透露这位日本公民的身份。

不过,日本媒体此前报道称,日本政府高官28日透露,与日中友好交流团体相关的一名日本男性被中国有关部门扣留。

神马?日本间谍竟然会藏身在中日友好交流团体里?不少网友表示惊讶、心塞,说好的友好哪里去了呢?

其实,即便此人的身份被证实是真的,外事儿(微信ID:xjb-waishier)也不觉得太吃惊,渗透中国的“中国通”日本间谍此前便有了。

据外事儿(微信ID:xjb-waishier)了解,最有名的便是在中国达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他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中国。

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阿尾博政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看到不少军事设施和武器。他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并且还刺探到中国南方某机场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据报道,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2009年,他还在日本出书讲述自己的间谍经历。

这些近年被曝光的日本间谍不少,刺探情报的类型、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外事儿(微信ID:xjb-waishier)今天还特意来捋一捋,也帮助大家增强一下保密意识。

刺探军事机密

2016年5月,一名50多岁日本男子因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在浙江被起诉。该男子在浙江温州南麂列岛的军事设施周边拍摄照片时被有关部门控制,并于去年9月被捕。南麂列岛位于钓鱼岛西北约300公里处。

1996年,日本北京的武官因窃取军事机密被中国驱逐出境。当时,一名美国武官和一名日本武官到中国海南省,企图搜集中国海军新型潜艇的情报,结果被中国安全机构逮到,从两人身上搜出了有关军事机密的照片和录像带。

直接闯入禁区

2002年10月26日,日本驻华武官天野宽雅在宁波军事禁区内被担任警戒的海军官兵逮了个正着。

此后,天野宽雅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迫离开中国。此人是日本驻华使馆的第一武官,2000年4月到北京述职。

进行非法测绘

根据国家测绘局2011年5月公布的数据,各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共开展执法检查19000多次,开展重大专项执法行动2700多项,立案调查违法案件3000余件。而非法在华测绘案中,日本籍人员居多。

2010年2月,一名日本公民以旅游、环境考察为名,使用手持测量性GPS接收机非法测绘,涉及新疆塔城地区等85个军事管理区。

2014年9月,有关部门曾抓获一名日籍嫌疑人,该人从甘肃庆阳出发,沿着秦岭一路向东测量,后来闯入宝鸡要地被抓获。据称,其准备秘密测绘解放军二炮基地和中国的轰炸机工厂。

窃取政治机密

2006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 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

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内容从“领导人的健康状态”、“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等。

策反中国公民

2013年12月,宁波象山人陈威在海军东海舰队某仓库拍摄照片时被拦下,后经调查发现其是受日本男子寄田的指示进行拍摄。陈威在国外因商业活动结识寄田后,逐步被寄田策反,并接受其提供的所谓活动经费。除了拍摄一些特定照片外,寄田还要求陈威回中国去结交浙江省海洋局的工作人员或者从事海洋研究和教学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助理陈辉,2006年6月被宣判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成立。报道称,陈辉任职时一直能接触到机密文件,他将有关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国家机密,卖给一名日本外交官。而在他被捕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遭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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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家媒体7月28日凌晨发布消息称,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日中友好交流团体一名日本男子,因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近日已被中国警方逮捕。目前日本驻华大使馆正在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确认。

据日本NHK电视台28日称,根据相关人士透露,被捕的是一名总部位于东京的日中友好交流团体相关男性成员。该男子本月访华之后便失去联络,直到本月中旬,中方调查当局联络日本驻华大使馆,表示“该男子已经被捕”。

目前有关这名男子被捕的原因尚不十分详细,但被认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日本大使馆正在加紧确认事件经过。

另据日本《每日新闻》透露,被捕男子是某日中友好交流团体的一名干部,目前很可能正在被当做间谍接受中方的调查。按照《每日新闻》的说法,该男子本月10日前后前往北京,原计划15日返回日本。但直到27日也未与其工作机构联系,手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NHK电视台回顾称,中国政府2014年11月实施《反间谍法》,规定无论是否隶属于间谍组织,海外团体及个人一旦涉嫌从事窃取个人或国家机密和情报等行为,将会被认定为从事间谍行为,在中国国内活动的外国人被加强了监视措施。

自2015年5月以来,在浙江省、辽宁省以及北京和上海等地,共有4名日本人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捕,其中有1人已经被中方起诉。

从近年来发生的日本间谍案件可以看出,日本方面主要对中国的地理信息、军事基地活动兴趣浓厚。而以中国为跳板搜集朝鲜情报,也是日本情报人员日常的行为模式。

据日本媒体报道,上述4名间谍嫌疑人均为日本公安调查厅指派的民间人士,主要负责来华搜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其中一名嫌疑人更是在中国军事基地附近落网。

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曾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并没有让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这一点很明确。 官菅义伟说,“我的确这样说过,我国政府没有派民间人士去外国从事那样的(间谍)活动”。

日本间谍在华被捕:揭女特工难以启齿的秘密

日本《朝日新闻》12月25日透露消息称,中国此前相继将4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拘留。其中,分别在上海及北京被拘留的一名女性及一名男性6月份已被中方正式批准逮捕。《朝日新闻》称,加上之前已被逮捕的两名男性以及被拘留的日本人,今后可能被起诉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获刑。

报道称,日方曾猜测中方或许会将被捕的男女二人释放,不过中国却十分重视此二人的行为。中方也显示出严肃对待间谍活动的态度。

据中日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在上海被拘留的女性已构成刑事拘留,并在上个月被正式逮捕。而在北京被拘留的男性曾经一直处于居住监视状态,这个月被正式批捕。

影视作品中国的女特工形象

真实揭露女特工难以启齿的训练内容

性与间谍自古以来密不可分。这种手段通常以偶然相识、一见钟情开始,以性诱惑开道,以性讹诈结束,辅以金钱收买,软硬兼施,在间谍领域中屡立大功,独领风骚。

利用美女或美男,引诱目标,与其发生性关系,使其在不知不觉间泄露高级机密,同时借助先进的电子窃听、摄影录像等间谍工具,偷录偷拍各种“色情证据”,讹诈、收买、策反,为已所用,成为世界各国情报安全机构广泛使用的间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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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段通常以偶然相识、一见钟情开始,以性诱惑开道,以性讹诈结束,辅以金钱收买,软硬兼施,在间谍领域中屡立大功,独领风骚。

近现代社会历史中,性间谍在战争、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领域都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产生过轰动效应。各国都曾并正在招募、培训大量性间谍,从事各种间谍活动。

原苏联克格勃、原民主德国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局、法国情报局等在性间谍使用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其中,最早大规模应用的国家是纳粹德国,最出名的是原苏联的“燕子”(女性间谍)和“乌鸦”(男性间谍)。

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最早大规模利用性间谍来达到各种目的,最着名的就是在1940-1942年活动的吉蒂沙龙。名为沙龙,实际上是一家妓院,由德国秘密机构控制,利用妓女,采取最下流、也是最有效的色情手段达到间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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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媒体报道,老鸨吉蒂被纳粹在战场上抓获后,在要么去集中营送死,要么当妓院老鸨,为间谍机构服务的选择面前,选择了后者。所有行动都由间谍头子舍林贝负责,他深信,没有什么秘密是男人不能在床上与最漂亮的女人透露的。

柏林上游社会很快就无法摆脱吉蒂沙龙的控制了,从各地招募的妓女间谍们平均24小时接待5位客人,一个月内就掌握了3000份录音带。不过,1942年底,当一枚英国炸弹偶然光顾这家妓院时,一切都突然结束了,监视窃听间被炸毁,整个大街上都散布着各种性讹诈的记录材料和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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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各种训练是她们面临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考验。首先上生理解剖课和心理学课,播放各种类型的科教和色情影片,以解除羞耻感,克服心理障碍。训练时每4人1组,全部脱光衣服,互相观察、抚摸、戏弄,然后男女混合训练,并由有经验的老手进行实际示范表演。

在顺利通过最初的心理障碍后,就要上实践课,进入实习阶段,先是女性同性嬉戏,发生关系,并有教员参加,然后与男学员配对练习,之后进行群体活动,并当场录像,最后集体讨论。

详细分析、点评,特别要求她们熟练掌握性技巧,结合间谍工具,学会对准暗藏的镜头、以便清楚无遗地拍摄下全过程及特写镜头的技能。

如果一切顺利,就会安排引诱目标并与之发生关系的毕业考试。女间谍要引诱毫无性生活经验的少年男子,消除他们的恐惧,挑逗老年男子,激起他们的欲望。维拉在书中写道:“教官说,我们是士兵,我们的武器就是身体,我们战斗在战争的第一线。

在训练结束前,我们已经成为下流、恬不知耻、性经验丰富的姑娘,随时准备服从命令,跟任何男人上床,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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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间谍的训练要求也非常严格,他们不仅要熟练掌握各种间谍技能,学会使用间谍工具,还要精通心理学,掌握各种技巧,博得女性目标的欢心,激起她们的欲望,更重要的是要特别克服与那些丑陋、孤僻、冷淡、乏味的中年妇女或老处女发生关系时的心理障碍。

“乌鸦”们必须充分施展自己的魅力,熟练利用各种技巧,满足她们,并让她们对自己言听计从,最终套取重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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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前,性间谍会事先认真研究目标,调查清楚其性取向和特殊癖好,然后安排非常巧妙、自然的偶然相遇,不让目标产生任何怀疑,然后在相识中施展绝招,让他们完全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次行动都会以一见钟情开始,以讹诈结束,中招的目标通常除了同意合作外,别无选择。

克格勃的性间谍活动并不局限于异性性引诱,同时还利用同性恋服务达到特殊目的。克格勃利用西方一些要员的同性恋僻好,在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北爱尔兰安全情报部长就因受到同性恋引诱而被克格勃要挟,最终于1980年被迫辞职。

但是,性间谍行动并非每次都能顺利成功,意外情况也经常发生,最着名的就是性间谍引诱、讹诈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未果事件。60年代,苏加诺在访问莫斯科时,克格勃在从雅加达起飞的总统专机上。

以空姐的身份,安插了几位年轻漂亮的性间谍引诱他,并在莫斯科他下榻的宾馆中,利用事先藏在镜子后面的2部录像机,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彩色胶卷,从各个角度拍摄了他们性活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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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东德间谍机关在性间谍讹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情报局精心挑选一些美男,在秘密训练中心由迷人的女教员进行专门培训,成为职业“罗密欧”(男色情间谍),结业后,开始积极参与引诱西方重要部门及秘密机构中独身女性的“罗密欧”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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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着名的就是“罗密欧”成功勾引一位在西柏林联邦德国重要国家部门工作的独身女秘书并使其坠入爱河、提供大量绝密情报的案例。根据事先制订的严密计划,先是在午餐休息时间在汽车站或咖啡馆安排一次偶然会面。

进行简短的交谈,数日后,“罗密欧”手持一束鲜花,摁响了独身女秘书的门铃,然后假装弄错了地址,在道歉中把花献给了这位女士,从而开始了浪漫情史,最终达到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盘点历年落网的台湾间谍:竟有我军两位少将

台湾居民宋孝濂,男,1964年1月22日生,台湾住址:台北市新店市碧潭路67号。宋孝濂,曾用名宋安年,英文名SUNG HSIAO-OIEN,汉族,大专文化,商人。

间谍化名张晓圆,因涉嫌犯间谍罪,于2003年12月14日被拘留,2004年1月19日被逮捕。由于涉及国家机密,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该案。

1993年1月,应一位同学的聘请,宋孝濂来海南做房地产工程监理工作,并于当年在海南省琼海市买了一块土地开发房地产。2002年4月,一个自称是台湾辅仁大学研究人员的范姓台湾人找到了他,经过一番接触,2002年7月范某向他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台湾情报机构的人员,要求宋孝濂在大陆期间利用台商身份为他们收集情报,范某第一次给了宋孝濂台币2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宋孝濂向媒体记者承认,接受任务后,自己为台湾情报机构的人员收集提供了海南某军港的图样和其他资料。他对台湾媒体记者说,现在非常后悔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会面对现实坦白交代,希望国家给自己一个宽大的机会。

宋孝濂表示,十分痛恨那些把自己拉上船加以利用的人。他告诉记者:“我原来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商人,被台湾情报机构的人利用了,把我搞到这个地步,他们还不肯承认我。总有一天我会回去,召开记者会和他们对质。”

当台湾媒体记者问宋孝濂最想和家人说些什么时,宋孝濂的眼眶有些湿润。他说:自己曾和妻子透露过和台湾情报机构人员来往的情况,妻子还让自己不要和他们接触,现在很后悔没听她的话,落到这个地步,很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

他希望台湾媒体记者转告在台湾的家人,这里的办案人员依法办事,对自己很客气,在生活上也给予了照顾,目前自己的身体情况良好,不用担心。宋孝濂告诉记者说,他住在一个四人监房里,平时可以看到电视和报纸。

台湾居民童太平,男,1966年8月29日生。鉴于童太平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任务,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情报,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广东省广州市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童拘留审查。童太平被羁押于广东省。

童太平很早就以台商的身份进入大陆,并娶了桂林阳朔的一个姑娘。不过,一直跟着他的却是一名姓张的情妇。

2003年12月4日下午,童太平像以前一样租了一艘小船到广州黄埔造船厂,准备拍摄新下水的某军舰照片。这些照片将被制作成档案,供台湾情报部门研究大陆海军之用。据了解,童太平刺探黄埔造船厂的情报已达8年之久,他经常租用船只拍照,当地一些船夫都认识他,但他一直没有露出马脚。

这一次不同了,陈水扁发表讲话后,大陆安全部门通知有关部门对重点目标一定要加强防范,造船厂提高了警惕。当童太平举起相机对我军舰拍照时,被造船厂发现,保卫人员感觉蹊跷,想拦住此人好好盘查一番。

童太平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花50元人民币租了一条小船逃跑,并把相机扔进了珠江。厂保卫人员紧追不舍。童太平上岸后,先搭上一辆公共汽车,后又截了一辆车继续逃跑,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被抓住的命运。当地派出所把童太平逮捕归案后,立即通知了广州市国家安全局。检查童太平的随身物品,大陆安全人员发现了他与台“军情局”联系的电话本、情报搜集提纲以及军舰草图等,其间谍身份暴露无遗。童太平成为大陆最早公布的8名台湾间谍之一,他的被捕对破获广东地区台湾间谍网也起到了作用。

台湾居民李享隆,男,1969年10月5日生。台湾住址:台北市太原路75号2F,大陆住址:上海市共康路七村199号603室。

据李供认:他于1999年开始入境祖国大陆,2001年经人介绍与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林上村结识,2002年林要求李在祖国大陆搜集军事情报。同年,林发展李参加台湾军事情报局,月薪5万元新台币,任务是搜集上海及其周边重要军事目标的情报。李享隆多次潜入军事要地搜集情报。

李享隆涉嫌犯间谍罪,羁押于上海市国家安全机关看守所,身体状况良好。

台湾居民王长勇,男,1956年3月18日生,大陆住址:福建宁德市霞浦县城关万贤街洗马栏189号。

福建省宁德市国家安全局发现王长勇有进行间谍活动的重大嫌疑,遂对其开展侦查工作,并于2003年12月15日对其拘留审查。

据王长勇供认:他于1999年到福建省宁德市经商,2002年经人介绍与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许桂福结识,许桂福要求王帮忙搜集大陆军事情报,王表示同意。

同年9月,许桂福在台湾桃园市为王长勇办理了参加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组织手续,规定王的间谍化名为“陈旺”,月薪4万元新台币。许布置王的间谍任务是:搜集大陆军事演习、军队调动情况及福建省三都军港等军事目标的情况。王长勇按照许的要求,曾多次潜入我军事要地搜集情报。

王长勇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潜入祖国大陆搜集军事情报,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福建省宁德市国家安全局正依法对王长勇案件进行审理。王现羁押于福建省第二看守所,身体状况良好。

台湾居民林介山,男,1967年11月6日生,广东省广州市国家安全机关发现林介山有进行间谍活动的重大嫌疑,遂对其开展侦查工作,并于2003年12月15日对其拘留审查。据林介山供认:他于1994年到福建省厦门市经商。1997年与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彭永程和潘境原结识,彭、潘二人向林提出在大陆搜集军事情报的要求。

1998年,彭、潘为林履行了参加间谍组织的手续,规定林的间谍化名为“林大禹”、“林木祥”,间谍代号:9328,月薪5万元新台币,并对林进行了间谍训练。林介山按照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的要求,多次潜入军事要地搜集情报。林介山为了完成情报搜集任务,在台湾军事情报局的指挥下,于2001年策反发展了大陆居民胡某(另案处理),通过胡搜集军事情报。

林介山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情报,发展组织,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广东省广州市国家安全机关正依法对林介山案件进行审理。羁押于广州市国家安全机关看守所,身体状况良好。

广东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傅宏章在大陆搜集军事情报,有重大间谍嫌疑,于2003年12月15日依法对傅审查。经审查,傅宏章对其间谍身份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供认不讳。

据傅交代:他早于1989年到大陆经商,因资金周转困难,为寻求帮助,经其在台湾警署工作的同学王庆生介绍,与一个罗姓的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相识。罗发展傅参加军情局,每月薪资4万元新台币,任务主要是搜集广东、江西等地部队调防情况。傅按罗的要求多次向台湾军情局上报情报,先后领取间谍经费数十万元新台币。

傅宏章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情报,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现羁押于广东省广州市国家安全机关看守所,身体状况良好。

张耿桓,男,1949年4月20日生,台湾住址:台南市中华南路2段400巷4弄14号,大陆住址:福建省厦门市嘉禾路潇湘大厦2710室。

张耿桓已经从事情搜工作达4年之久,当初之所以接受成为情报人员,是因为母亲瘫痪,需要高额医药费用,他才会铤而走险。

张耿桓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和调查局间谍任务,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情报,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福建省厦门市国家安全机关正依法对张耿桓案件进行审理。

台湾居民张豫人,男,1954年4月11日生,台湾住址:台北市锦西街83号,大陆住址:安徽省芜湖市湾里镇湾里新村44幢乙门302室。

张豫人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情报,造成重大危害,证据确凿,涉嫌犯间谍罪,触犯了法律。安徽省芜湖市国家安全机关正依法对张豫人案件进行审理。

张豫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对所做过的事情深感后悔,他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并希望台湾当局对他负应有的责任。对台湾当局不承认他是派遣间谍,张豫人感到气愤。他说,否认事实真相是台湾当局惯用的伎俩,今天要通过媒体让公众知道事实真相。

张豫人说,自己年轻时身体很好,曾经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因患椎间盘突出症退役。后来病患愈重而接受手术。他说,给他动手术的医生是一个民进党员。手术没有成功,影响了我的双腿,使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非常不喜欢民进党。张豫人后来因手术问题与医方打官司,但以败诉告终。

二○○○年张豫人结识了一个叫张正义的人,此人是台湾军情局中校情报官。张豫人先后三次赴新加坡接受间谍培训。按指派到广东珠海、上海等地搜集情报。二○○一年张豫人按照台湾军情局的指示,到安徽芜湖搜集该地区的军事情报。他租住了一处临近军事要地的民居,向台军情局报送了大量军事情报。张豫人说,台军情局每月发给他四万元新台币的月薪(合人民币九千元),但从没拿到过奖金,因为成绩不好。

羁押看守所一月来,张豫人受到大陆方面人道待遇。他说,被拘以来,每天都能吃饱饭,身体状况良好。新春佳节临近,十分想念家人。说到这里,张豫人声泪俱下。他说:「我非常想念母亲。监守人员很关照我,让我给在台湾的弟弟通了电话。我嘱托弟弟精心照料老母,并特别交代弟弟,不要把自己的情况告诉母亲,以免她担惊受怕。这件事能瞒多久就多久。」张豫人希望政府能对其宽大处理,让其早日返家,侍奉老母。

张豫人潜伏处芜湖市湾里镇湾里新村,是为附近的军事要地实施保障服务的一家军工企业的宿舍区。这个军事要地驻扎着大陆最具战斗力的空军部队之一。军事基地将该新村分隔为南、北两区,张豫人租住的四十四幢乙门三○二室位于北区。

因为张豫人的腿脚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居民区的人都称其为「瘸子」。邻居告诉记者,三○二室白天经常不见人,大家都感到奇怪。他刚来时就买了辆摩托车,后来又换了一辆更大更好的。见了邻居也不打招呼。他天天晚上出去,却在深更半夜回来。因为我睡眠不好,他每次回来我都知道,也不知他搞什么去了。

房东曹龙祥拿着租房记事本,翻找到一页指给记者看,说他是二○○二年一月八日租住的,月租金二百元人民币。曹龙祥说,那天,邻车间的一个调度员通过我车间的调度员找到我,说是为一个朋友租房,我就答应了。看房的时候我没发现他有什么异样,只是觉得他上楼有点吃力,我当时以为是因为他太胖了。

曹龙祥说,这个人交房租很准时,从不拖欠,每次都是他老婆来交,不进门,也不签字。但是今年这次的房租没有准时交。

从曹龙祥家的窗子就可望见张豫人租住房的阳台和窗户。曹龙祥说,我也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看到他家灯亮了就知道有人回来。他出事这一个月来,房子里还亮过灯。

据邻居介绍,张豫人有一个妻子,三十来岁,是该企业一职工的女儿。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去年秋天刚上小学一年级。夫妻俩好像从不工作。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靠什么为生。

张豫人出事后,他的妻子便在当地一家新开张的超市做营业员。

刘连昆案发前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军衔,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时已退休,但成为台谍后即被封为国民党军队少将。至1999年东窗事发被判处死刑。刘连昆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份达7年之久。刘连昆7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

刘连昆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分达七年之久,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改制以来最重要的策反工作,代号「少康专案」。国安局长丁渝洲曾形容少康专案是军情局的「镇山之宝」。刘连昆从1992年正式加入台湾军情局工作,至1999年被逮捕、处死,七年期间提供无数重要情报给台湾,被认为是我国建国五十年来最严重的间谍案。

据美国《世界日报》(6.26)报道,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曹刚川的周边人士,数年前也曾被刘连昆渗透策反。香港媒体报导称,刘连昆军中人脉很广,在80年代大陆武器发展和售卖的黄金时期,刘连昆和一批负责军工武器系统的主管们居功不少。刘连昆与这批少壮军人,包括贺平(邓小平女婿)、粟戎生、贺鹏飞及曹刚川均有交情。

间谍这最古老的行业,随冷战结束似乎没落了,但在两岸,因意识形态对立增强,反更形活络。前军情局长殷宗文在1989年后强化「进入大陆、建立据点」的活动,更催化了刘连昆事件。

刘连昆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党,是东北齐齐哈尔人,长期负责军械采购和产制,能接触到各种机密资料,而且军中人脉甚广。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经济问题而受到处分,刘连昆丧失了晋升中将的良机,因此对北京高层极为不满。而早已成为台湾间谍的邵正宗,则成为其间碟之路的引路人。

事件的高潮是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时的军事演习。根据刘连昆提供的情报,演习的底线原先是:实弹射击、越过海峡中线、动员潜舰、攻占外岛。整个演习的预算,解放军编列了四十亿人民币以上,约合台币近二百亿元,规模惊人。

但在演习前,台湾开始展开反制的军事部署,同时美国也表达强烈关切,及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中央高层因此担心爆发大战,立即下达「三不原则」:导弹不飞越台湾本岛、战机和军舰不过海峡中线、不占外岛。这些讯息,透过刘连昆即时提供,让台湾领导人顺利完成选举。

至于台湾如何和刘连昆搭上线,主要和解放军大校邵正宗有关。少康专案殷宗文亲自主控邵正宗和刘连昆同在总后勤部军械部任职,刘是军械部部长,邵则是职级较低的大校处长。根据邵正宗被捕后向国家安全局人员透露,他是1991年正式加入军情局的工作,被台湾方面封以「少康一号」,在他的积极运作下,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才愿意加入台湾军情局的工作。

台湾方面成立的少康专案,则以争取少康二号刘连昆为首要目标,并决定由前军情局局长殷宗文亲自主控这条大线。1992年11月,台湾方面派出军情局第六处王姓上校副处长,加升一级,以少将身分前往大陆,亲自争取刘连昆为台湾工作。

台湾代表在当时担任「少康专案」驻港「越界交通」(跨区联络人)安排下,住进广州「白天鹅宾馆」。此时,安排会面的邵正宗正式告知刘,台湾代表抵达的消息。刘人在北京,如果搭机南下,要向上级请假,行事机警的他,改搭火车南下。

两万美金的见面礼

紧张的时刻来临,如何确定这场高层谍报会不是陷阱。台湾方面先由越界交通与刘共进早餐,探个口风。王姓少将则单独前往双方预定会面的广州越秀公园,沿路则在新华书店等地点暂停,观察有无被大陆安全人员跟监。

进入这座位于广州郊区的公园后,双方人马保持可见的距离,然后利用无人的羊肠小径,爬上隐密的山岗,于大石上席地而坐,展开两岸情报圈首次层级最高的「目视接触」。刘开始有点紧张,会后双方分别前往广州「东方轩」酒店聚餐时,气氛才转为轻松。刘连昆当场还点了一瓶茅台酒,双方闲话家常,完全看不出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会。

在这场间谍会中,台湾告知了刘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待遇比照国军少将编阶,月薪是每3500美金(以1992年币值计约新台币九万元),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台币四十万元,多则百万元以上,并代为转存于海外银行专户。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活及福利,并依个人意愿安排至国外或台湾居住。为表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台湾方面拿出两万美金红包,做为见面礼。

双方闲聊过程中,刘连昆透露是东北齐齐哈尔人,1933年生,后勤学院毕业,长期负责军械采购和产制,当时担任军械部长已六年,常出席各军总部重要工作会议,接触各种极机密资料。军中人脉甚广,与中共将领洪学智、赵南起、刘华清均熟识。

当天,刘连昆并透露,六四事件时,他曾发表同情学生的言论,因而遭到上级警告。而38军军长被拘禁时,他还曾托人请代为营救。不过真正令其不满的是,他希望升中将后退休,但军方未予理会。刘连昆在酒后透露,其任内因采购军品,得罪了彭真的子女,同时,军委会副主席张震也刻意打压他。

刘连昆于是成为两岸第一位同时拥有少将身份的间谍。

身份暴露

台湾的刘少将参加情报工作后,态度积极,表现优异。例如,我国新购SU-27战机后,刘立即提供了驻地湛江、芜湖,导弹放置的杭州空军军械库、及洛阳维修厂等地详情,另外,他也提供过我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番号、驻地及军演状况。

1994年,军情局再度派出代表密晤刘连昆,主要任务是希望再上一层楼,建立更高阶的网络,收集我国对台作战纲要及预警情报,并向刘探寻是否有合适接班人选。

但是,这次台湾代表从澳门拱北关入境时被广东省国安厅的人盯上,虽然利用了广州警备区的BMW豪华大轿车代步掩护,但从下榻的华厦大酒店一路被跟踪,安全部门两人一组利用机动性高的摩托车对付BMW。台湾代表从原先会面的地点白天鹅宾馆佯装先开往东方宾馆,但仍无法摆脱,只好冒险硬闯白天鹅,幸好安全厅人员因人手不足,未立即跟进旅馆,台湾代表终于在房间中见到刘连昆,双方短暂交换意见立即分手。

当晚台湾代表不经意放出次日将下乡游览的讯息,但隔天一大早却直奔广州车站,摆脱盯哨,快速离开大陆。

曝光与过分利用刘有关

整个过程宛如《007》电影,为何没有马上逮捕台湾代表,主要是想抓大鱼,知道大陆主角是何许人,所幸刘连昆并未被发现。事后台湾秘密调查,发现出卖这次行动,竟然是香港站的专员,随后诱捕回台判处无期徒刑。

这次行动,刘连昆提供了二十件重要情报,并包括一份可试图策反的中共将领名单,刘连昆表示,如果没有中共的盯梢,甚至可安排台湾代表到北京会见一位更高层的将领。

1999年4月台湾间谍叶炳南在大陆被捕后,供出了两条“大鱼”,一位是刘连昆,另一位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大校局长邵正忠。而刘连昆则是两岸第一位拥有少将身份的间谍。台付月薪3500美元给刘连昆带来杀身之祸的情报,是他在1996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引发台海危机时,李登辉透露大陆准备试射导弹的消息,并指出导弹是空包弹,弹头部分仅为精准测试系统。

后来李登辉在竞选过程中,更不小心说出:“中共所有行动都在我们掌握中,大陆的飞弹是空包弹”,这才让北京得知内部有了间谍。在捉获叶炳南后,最终侦破这起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军方间谍案。后来叶炳南供称,仅他一人,送给刘连昆的金钱就达50余万美元。

2004年3月2日,刘广智被大陆有关部门“双规”。而在破获刘广智间谍案的过程中,大陆反间谍部门顺藤摸瓜,还逮捕了另一名间谍——某市台办副主任张淮宁。另据透露,与刘广智共同涉入台谍案的军官,除了空军指挥学院的一位处长王某,还有解放军高等学府的军官。他们同样是由贾某发展的。而时任空军装备部军官的刘广智的儿子,也因涉案被捕。

刘广智 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为在职正军级军官,也是少将,且为全国人大代表,地位显然比刘连昆高。空军指挥学院同时拘留的还有该学院处长王某,他负责接收刘广智出卖情报后所得的金钱。身为空军装备部军官的刘广智儿子也同时涉案被捕。主要是向台湾提供苏27、苏30等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以及中国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

刘广智间谍案

刘广智,一九四七年三月生,今年五十七岁,山东招远人,汉族,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因山东招远盛产黄金,所以有“金都”之称,而谁也没想到,这个从“金都”里走出去的孩子,最后竟然会因为贪恋钱财与美色而置军人的荣誉与国家大义于不顾,在人生的路上摔了一个再也爬不起来的跟斗。

刘广智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入伍,曾任飞行大队长、团长、副师长,空军训练部副部长,空军某基地参谋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空军少将军衔。近年来发表的多篇军事学术理论文章散见于《解放军报》、《空军军事学术》等报刊。据称,刘广智在空军指挥学院口碑不错。此次涉及台谍案被拘留,令很多相识者非常吃惊。刘广智飞行员出身,教学中非常重视对飞行员的培养服务。作为空军指挥学院院长,他还组织制定了学院五年计划十年规划。

据知情人士透露,3月1日上午,刘广智作为空军学院院长还出现在全院开学典礼上,3月2日清晨,还有人在操场看到他在锻炼身体,显然对自己的处境还浑然不觉。当天空军司令员乔清晨、政委邓昌友带领保卫部门军官扣押了刘广智。据悉,这一天,也是空军指挥学院新政委林红松少将上任第一天。林红松是随乔、邓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当时许多学院的人员都以为空军首长只是来宣布新政委的任职命令,想不到更重要的事是拘捕院长刘广智。据称,拘捕刘广智当天,有关人员在其办公室抄出大量现金。

刘广智被“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后,间谍案侦查顺利面对各项证据,刘广智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于是坦承不讳。而刘广智情妇及在大陆空军装备部任军官的儿子,也一一交代案情。

对于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院长涉嫌间谍案的消息,北京国防部官员虽低调回应,但并未否认。接近军方的消息人士也称,刘广智被“双规”确有此事,但并不像海外媒体报道的那样。北京有关人士还对《社会观察》指出,由于目前国家对高官问责事件的相继发生,相信事件或令空军部分高层为其负责。

据悉,在此之前,解放军曾经破获刘连昆少将台谍案;刘连昆涉案时,是退职副军级军官,少将军衔。刘广智则为在职正军级军官,也是少将,且为今届全国人大代表,地位显然比刘连昆高。刘连昆、刘广智“二刘”的高级台谍案败露后,有相关人士指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军队最严重的间谍案。

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同时拘留的还有该学院处长王某,他负责接收刘广智出卖情报后所得的金钱。发展刘广智成为台谍的贾某,是台湾间谍李运溥在大陆所开公司的职员,从前是刘广智的同事,所以贾某在刘广智任职空军训练部副部长时和他进行了有效接触。

李运溥生于1961年10月,系台湾“军情局”五处一组上校,负责执行“南华专案”。他的任务是每半年向“军情局”提供60条情报。拖刘广智下水的贾某转业后到一家台湾人开办的公司工作。该公司就是由台湾“军情局”上校李运溥的经营“南京实力克医学研究咨询部”,以秘密方式指挥下属情报员搜集情报,并逐步建立起“天63364号”情报网,下设“蓝天情报组”、“白云情报组”以及“吴大卫情报组”。负责人分别为高国光、高国宁(两人都是李运溥的亲外甥)和吴哲明。李运溥的渗透能力相当强,不仅搜集了大量大陆导弹的机密情报,而且还渗入大陆军方内部,在解放军内建立了“陈志汉情报组”。而李运溥已于去年被公安机关抓获。

据悉,贾某到公司后,受到李运溥的重用,逐渐提升到高职,并不断向李运溥出卖其在职时所掌握的情报,由于表现突出,高额报酬之外,还被授予高级军衔。然而,贾某对于转业后的部队情况并不掌握,因此,他开始发展以前所认识的在职军队干部成为台谍,刘广智便是其中之一。

据称,刘广智第一次是在无意中透露情报的,随后收到贾某的大笔金钱的回报,对此,他感到很意外。但当他知道是因为透露军事情报而得到报酬之时,并没有即时向上级举报,反而越陷越深,出卖灵魂,甘当台湾间谍。他主要是利用职权出卖情报。台湾当局获得情报后,欣喜若狂,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刘广智提供大量酬金,并封官许愿,每月给予高薪。

据透露,与刘广智共同涉入台谍案的军官除空军指挥学院处长王某外,还有解放军高等学府的现役军官。消息透露,国安部门破获的这个间谍网主要是向台湾提供苏一27、苏一30等解放军主力战机的部署及训练,以及大陆防空系统等绝密情报。除了涉台谍案外,刘广智也涉及受贿,包养情妇。

刘广智台谍案的破获,使人想起数年前破获的一起同样是解放军高级军官涉入的间谍案,主角也姓刘,叫刘连昆。刘连昆是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军衔,一九九二年成为台湾间谍时已是退休之年,但成为台谍后即被封为少将,至1999年事发被查处,他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份达七年之久。刘连昆被台湾策反后,“态度积极,表现优异”,提供了大陆大量的重要军事情报,尤其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大陆军事演习的情况。刘连昆后来落网,当时台湾岛内舆论认为肇因一方面是由于军情局内部人事倾轧、争功,过度利用刘连昆。另一方面李登辉的“哑弹论”、“十八套剧本说”,加快了刘连昆的暴露。

台湾的《中国时报》针对刘广智台谍案评论说,由于刘广智是现役正军级的高级指挥员,其泄露的解放军机密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两岸在台海上空的制空争夺,会对解放军的战斗力造成多大的不良后果,引人关注。消息人士指出,“令人担忧的是,还有没有后来人,更大的危害应该说是在这里。”消息人士说,假如现在两岸开战,刘广智案对于解放军的保密、作战能力、军事体制等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解放军也会有针对性的调整和变化。当然整体上的调整变化要花费大一些,时间也会拖得长一些。

消息人士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刘广智的后面还有没有“刘广智”。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为台湾当间谍几年,泄露的军事秘密很可能不仅仅限于战术层面,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谁也不敢保证,更大的危害也正是在这里。

此前,曾有报道指刘广智是因泄露军事情报给台湾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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